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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杜克大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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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杜克大学

以上数据取自国家教育部对市政协十二届全国各地联合会第四次大会教育提议的答复函。

自2003年国家教育部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至今，我国目前一共有十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资大学。

在其中五所院校大概成一条直线分布于江浙沪地区一带，那条线的最北端到最南，其距离只有不上四百公里，从西至东则不上一百公里。

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处在那条线最北边，由杜克大学、昆山政府与武汉市大学联办，和其它联办大学不一样，这是唯一一所开设在县市区地域的院校。这座大学背负着一个城市的某类期待与追求，或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极速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迫不及待的尝试消化吸收参考那一个代表了最成功经验的发达国家一切成效的披肝沥胆。

美国与中国中间间隔的不仅仅是中国太平洋或北极冰，一个身负厚重而珍贵的历史时间压力寻找在新时期再次繁荣富强和兴起，另一个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主宰者着国际局势的安全，超越历史时间、时间与传统文化的差距，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具有笔酣墨饱而引人入胜的关联。

一百多年前西风东渐的寂寥早已飘落于人类的历史笑侃当中，庚子退钱购买的砖瓦窑在今日的清华大学大学里也变的斑驳陆离，那样，一所联办大学到底可以为一座城市产生多很大的变化？美国大学思想和精神实质会给我国造成如何冲击？

公元前536年，在我国历史时间记年上有为南梁大同三年，此年，设昆山县。之后发展历程，至公年1497年，从当年的昆山县划到新桥、惠安、湖州市设太仓市州，剩下即是今日昆山。1989年，昆山撤县建市。

昆山西是苏州市，东濒上海市，北接常熟市太仓市，望南浙江省，以今日来说自然条件甚为优异，可是在几百年前，却不值一提。明流民储人获在《坚瓠集》记载有“金太仓市、银嘉定、铜常熟市、铁上海崇明、水豆腐上海市、叫化昆山、纸长洲岛、中空吴县市”，这一段历史资料体现了那时候苏州市一州七知县缺厚度不一的情况，但也侧面凸显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

这样的事情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才出现了本质上的转变。台资企业涉足国内市面，为昆山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第一次境遇。

在开作风导者中国改革开放初，大部分台资企业受廉价的劳动力和紧邻香港出入口优点，考虑在珠江三角洲地域办厂，他们面对的通常是国外市场。可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台资企业总算意识到，内地销售市场也拥有着极大的潜力和市场前景。

在1992年，喜德盛将创投企业设在了昆山，实际上，这一办厂管理决策最开始指定的是上海，但是，上海市层面在商谈协作环节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性拖拉让台胞甚为挫败，此外，听到消息江苏省及昆山政府以很大的激情和高效化总算促进极大机械集团决定把喜德盛落地式昆山。

资料显示，1994年4月宣布建成投产后，捷安特自行车销售量做到15.4万台，销售总额为7000万，在其中自销4.6万台，收益做到5500万余元，到2001年，喜德盛的销售量做到226万台，收益为12.23亿人民币，自销做到96万二辆，收益为3.5亿人民币。

在2002年，昆山市的 GDP 达到314.34亿人民币，人平均值则达到52078元，居于全省第一。昆山在这一年的制造业企业为638家，在其中港澳台商创投企业为207家，在公司数量中的比例贴近1/3，这一比例为江苏省各市县中最高，远远超过第二位的苏州（15.2%）。

到2005年，昆山经济开发区给出了“转型升级”发展战略，资金投入2亿美元开展产业升级，回收拆迁了26家年产出率累计3亿的劳动密集公司，深深吸引技术含量高、年产量30亿的企业落户经济开发区。

此外，中国台湾大家电脑关闭了厦门的最后一条生产流水线，宝岛的笔记本生产流水线全程北进。

昆山在2005年共创造了1566万部笔记本和731一千部数码照相机，那时候，每三台笔记本就会有一台是产于这一总面积只有9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它是以非常大的优点变成当初江苏出口额最高县区。当时任职昆山市市委秘书长曹新平以前表明台胞对昆山进出口贸易贡献在九成上面。

但是，伴随着2008年金融风暴的来临，一切美好时光最终在世界经济的潮水退去中慢慢消退。

江苏省的外商投资新项目经历了自2005年至今的下降发展趋势，从7126个下降到2009年的4219个，从2008年到2009，投资者具体投资总额增长幅度只有0.8%，与此同时，外资企业总数从2007年正式开始连续三年的稍微下挫。

在如此的环境里，昆山市自然也就没法明哲保身。从2009年到2009年，该地的具体外国投资上涨幅度为3.8%，出入口增长幅度为5.4%。从2009年到2011年，笔记本电脑生产量同比增速分别是30.8%、17%、5%，从2012年到2013年，伴随着统计口径的变化，计算机整个设备在替代了笔记本，并出现4.8%的持续下滑。

在昆山仁宝工厂存在的问题包含：

在昆山富士康工厂里问题有：

人力资源及原材料成本的提高、税惠措施减停及其产品业务在市场中所面临的非常大的生存压力让台资企业逐渐意识到了它在昆山的辉煌时代正慢慢退色，当时任职昆山市委秘书长张国华在2010年以前表明“若是在昆山不挣钱，那样，我说你应当探寻可以更加挣钱地方去”。

2014年8月的中荣工厂生产线发生爆炸轰鸣及其惨重的伤亡事故，才把昆山市急速发展趋势中的暗潮生活中的矛盾曝出在大家眼前，这也是一座早已多次获得被选为全国各地百强县市第一名的富庶之地，就在那发生爆炸产生前段时间，昆山市市政府乃至还特意召开会议研究深层转型升级难题。

在消化掉二十多年的人口老龄化以后，如今，它务必再三考虑到并把握住自已的第二次机会。这时候，异国他乡的一所大学向这个城市伸来橄榄叶。

在北卡三角研究园集中化了很多的公司

美国的高科技研究产业园区并不只有西海岸新区的美国硅谷，在东海岸是北卡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这一研究产业园区而出名于都集中在这个区域的三所研究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密苏里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及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现阶段，在这片占地约28公里区域，有超出200家企业攻守同盟46000名新科技工人。这里还有 IBM 全世界第二大的营销中心，有葛兰素最大的一个研发基地，是思科在美国硅谷以外的第二大名镇，Red Hat 总公司和联想公司总公司均坐落于此产业园区。

三角研究园至今已有早已有超出50多年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密苏里州的纺织品、香烟及家具产业陷入将近十余年的没落，不但导致了很严重的经济下滑，并且也造成了很多的下岗。到五十年代，州及地方政府、企业也有学校将增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多元化纳入审议日程。到1959年，他们设想出三角研究园这一整体规划，将心思放在了生机勃勃的高新技术产业上。

在政策及自身优点要求的指引下，很多公司汇聚在这一三角地区，然而这增添了极其很明显的集聚效应。研究证实，一个地区平均学历和技术性英雄熟练度越大，则该地工资水平和发展水平也越高。以上三座大学为区域范围企业就近原则带来了客观毕业生研究网络资源。在1998年，三角区企业新聘的职工含有四分之一来源于区域范围三所关键大学，到2006年，三角区有5%的职工有着博士研究生。

更主要的是，美国国会在1980年已通过《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在1973年到1975年，国外经历过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西方二战结束的经济快速发展趋势从此停止，为应对这种窘境，美国国会考虑到能够更好地运用政府部门每一年操控分配超出750亿美金的开发资产。资料显示，这时联邦政府组织手上有着28000多种专利权，在其中还不到5%被授权使用，这里边又仅有25%到30%是国家批准商业公司用于开展科技发明的。

《拜杜法案》的施行很好地激励了大学组织科学合理研究的社会化操作过程，促使大学、政府与公司的联系更为密切并完成了三方双赢，研究成果向社会转换的时长持续减少，公司的研发经费相对性降低，而大学也就此获得更多产品研发支助，因此，一个产学研用三方双向互动有机体制从此建立起。

中小企业汇聚、产学研用优点并且也促使北卡三角研究园变成极为重要的初创公司卵化地。

资料显示，到2013年，1989年的70家单位仅剩36家，1999年的112家企业仅剩60家，而2009年的157家企业只剩下122家，但从2008年到2013年间，有63家企业加入产业园区。这就意味着，在很多公司离去三角研究幼儿园的与此同时，又有大量中小型双创企业加入其中。

园内的大学研究优点深深吸引方位同样的企业进到，产学研结合促进研究成效和商业化的稳步增长，从而吸引更多公司与更加好的研究网络资源，最后，集聚效应持续变大三角研究幼儿园的在生物技术、信息科技等产业方面的优势。

三角研究幼儿园的最开始目的是为了复兴经济发展提升学生就业，而事实上，它兴盛也确实很好地促进了这一目的完成。研究发觉，从1970年到2006年，离产业园区近期的七个郡的就业人口增强了近70万，但在最核心的维克郡（Wake）、橘郡（Orange）和达勒姆郡（Durham） 三地，就业人口在长达四十年间增加了200%之上。

和自发性所形成的美国硅谷不一样，北卡三角研究园恰好是依托一系列的各项政策，在国家、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的共同奋斗逐步完善完善的。三角研究幼儿园的经典案例也告诫我们，在较好的计划和指引下，出色的研究型大学将伤害到区域范围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对球迷而言，杜克大学应该十分熟悉，蓝魔及老 K 教练员已经成为 NCAA 历史时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学术上，它一样傲立在外面，三名大学毕业生及两位教授赢得了诺比尔奖，三名同学荣获图灵奖。做为北卡三角研究园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研究重心点，为该区域的兴盛带来了持续不断的驱动力。

这便是昆山所需的。

早就在2005年，杜克大学就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协作了一个建立了专业塑造博士的医科院新项目，但当这处大学把目光看向我国时，它最先追寻的协作院校具体上海市区。但是，在与上海交通大学商议一年后彼此依然无法在细节方面一致，后面一种终究还是确定退出。

在挑选和武汉大学及昆山市人民政府协作后，斯普利还面临许多专家教授的不解，改革派不但忧虑环境、规章制度各异的联合办学是不是会成功，还在于具体的经济发展考虑到。最开始，杜克大学方案在最开始五年内资金投入1100万美金，但是最终公布的文件显示数据猛增到3700万美金。

此外，杜克大学减少了达勒姆教学区达到1.25亿费用预算，而投入到了昆山杜克大学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国际商学院和学校的发展战略股权投资基金，但在最开始六年里，斯普利层面期待每一年资金投入300万至800万美元费用预算。

在2011年，通过将近一年半的商议，杜克大学最后已通过在昆山设立昆山杜克大学的提议。到年末，杜克大学学术委员会以44:8的投票结果已通过授于昆山杜克大学福卡国际商学院（Fuqua School of Business）学生们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决定。

2012年8月，教育部批准筹备昆山杜克大学，整整的13个月之后，国家教育部开始准许其创立。院校设立了环境保护政策研究生、医药学物理研究生、全球健康理学硕士、管理学硕士四门课程内容，并建立了全球健康研究核心、自然环境研究核心、武汉大学-斯普利研究院及其运用当然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2014年8月，昆山杜克大学举行了第一届开学致辞，伴随西潮而成的是中荣爆炸事件的轰隆隆轰鸣。

王敏自小是跟母亲姓的，从上海到长春后， 在派出所登记户籍的情况下，她要求他们换姓。王敏推断，可能就是因为妈妈喜爱高尔基《海燕》的原因，因此干脆就把自己的名称改成高海燕。

不论是总角稚嫩的王敏，或是中学时一度迷恋越剧团乃至在高考都需要报名越剧团的高海燕，也许并不能认识到自己在成为杜克大学伯特·纽森专家教授（Henry Newson Professor）及校化学系负责人以后，还会继续变成昆山杜克大学的副校。

高海燕离开清华，继续到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深造的时候，也曾经为未来而彷徨迷惘过，最后思考的结果是，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物理并决定继续读博士扎根到学校，那是90年代的故事。

在昆山杜克大学的网站上，它这样介绍自己：

以锐意进取、积极创新和放眼全球为宗旨，将博雅教育融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

这座学校现在设立的硕士课程并不完全以就业为导向的，它谋求的是培养通识人才。一个让人隐忧的问题随之产生，在大学教育越来越功利化和现实化的大环境中，昆山杜克大学这套颇具勇气和理想主义的做法会成功吗？

高海燕副校长告诉钛媒体，学校在培养学生全球视野、开放心态等软技能的同时，还将推出“4 1”及“3 1 1”两种模式的本科课程，也就是说，在五年时间里，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学生可以获得通识博雅的本科学位和一个为期一年的硕士学位。

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趋向选择计算机科学、金融等课程，而物理、数学等逐渐遭到冷遇，在美国的时候，高海燕教授就对此见怪不怪。但她认为这种状况无可厚非，并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一些变化。

高海燕教授以自己熟悉的物理学举例，探测器对粒子的鉴别要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带来技术方面的突破，而突破后往往就会有新的应用。商业和技术的演进依然要仰赖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而这一点在昆山杜克大学开设的医学物理和健康理学两门课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国家发展需要各种人才，从孩子小时候就鼓励他们去探索，他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高海燕告诉钛媒体，她相信，只有引导年轻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程，才能满足他们求知欲和工作谋生两方面的需求。

在杜克大学，坎永·戴欧姆（Canyon Dell'Omo）就是这样一个“爱技术，爱建筑”的年轻人。

这个热衷侃爷（Kanye West）说到兴起时便以 F**k 表达自己情绪的青年今年20岁，在杜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仅仅读了三个学期就转到了生物学专业，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前者太过理论化，而更关键的原因则是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WorkerSense，已经无暇在这门课程上投入太多时间。

他对乔布斯的工作风格和个性没有任何好感，在一次采访中将这位被无数人顶礼膜拜的苹果创始人直斥为“混蛋”（asshole），而盖茨在他看来也只是“书呆子”（nerd）而已。相比马斯克（Elon Musk），他认为一个不为多数人所知的 DJ 斯宾塞·布鲁诺（Spencer Bruno）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后者教会他的是追逐自己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放弃。

戴欧姆和他的伙伴设计了一个置于头盔内的感应环，他把建筑工地上的七项指标分解为十五六项基础数据，收集这些数据并进行分析和监控，达到换班管理、生产效率追踪以及绩效预估等目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产品有着“出众的云能力”。

“我对于课堂学习的态度是，如果以后可能会用到这个知识，我就会很兴奋，用心学习，杜克大学提供了多种选择，可以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如果不能在课堂上学到相关的知识，我就自己学习。”听起来是一个有不少技术含量的产品，然而，戴欧姆的相关知识都是靠着 Google、YouTube 得到的。

但是，这个自信的年轻人还是把自己“70%的成功”归功于杜克大学，他对学校最感激的地方就是为他的研发提供了先进便利的设施。

杜克大学还有着浓厚活跃的创业氛围也给戴欧姆的创业提供了极大的优势。他本人参加了“创新联合实验室”（Innovation Co-Lab），这个项目向学生提供没有任何条件的小额资金支持其创业，感应环已经是戴欧姆前两次创业失败第三次参加该项目。在2015年夏天，戴欧姆还参加了“玛丽莎和道格创业者”（Melissa & Doug Entrepreneurs）的暑期实践，向他介绍行业资源并提供了大量意见。

而昆山杜克大学对它的学生的希冀是“运用创造性解决方案，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于是，产业和商业之外，学术研究以及将其应用到全球视野下的操作也成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戴欧姆是一个从兴趣出发创业的商业故事的话，另一个年轻人则代表着昆山杜克大学的后一种理想。

尼克·佩珀斯（Nick Peoples）赶着夜色坐在我对面，胳膊撑在桌子上，不停地揉着太阳穴驱赶自己的疲劳，大口地喝下浓咖啡，满足地长长吁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这个来自休斯顿年轻人在本科读的是生物化学专业，那时他对自己的人身规划是毕业后继续读医科然后去大城市做医生。但是，在申请医学院需要志愿者经历，他和同学便一起去了拉美。在那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第一次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

回国后，他下定决心要去帮助那些陷入健康困境的人并把这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于是，19岁的他来到了昆山杜克大学，选择了全球健康专业。相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昆山杜克大学的优势在于会为他提供8000美元支持他进行2~3个月时间的国外研究项目。

“这个职业发展符合我的个性和兴趣。我最希望能够从事让自己感到骄傲的工作，能挣到足以维持生活的薪水就行了。”这个一脸孩子气的年轻人对就业和工资这样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想法，说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禁莞尔，“就算是计算机工作挣钱多，但是还是要花钱才能去我出差就去过的地方啊！”

如今，尼克最大的感慨在于，技术和互联网为全球健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从而使得这项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能够更好达到目的。

他举例说，inHealth 平台可以将信息发到用户手机上，提醒他们按时吃药， 而社交网络则能更好地进行筹款。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是，我们谈话前的几个星期，他的一个同学在中国通过电话进行了答辩，后者的导师在美国的杜克大学，而合作结构则在坦桑尼亚。

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带来优越和便利的同时，也为全球健康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惑。

导师给他的建议和全球健康领域数十年来的实践经验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欠发达地区要始终保持谦卑的姿态，让自己不断去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制度、发展水平下的差异化现实。

全球健康的目的不在于救死扶伤，更不是为了消弭差异化，而是为了让待援地区的人们不再需要 NGO 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

“不是说有了治疗的良药，一切问题就都没有了，仍需要公平地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最后，他这样总结道。

在明年暑假，这位昆山杜克大学的在读硕士生就要和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合作在菲律宾进行实地调研，和当地政府合作制定流动劳工的医疗卫生方案。

在杜克大学，在昆山杜克大学，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代表着这所大学的未来，他们连接的是美国和中国，展示的一种合作大学的可能性。

而大卫·布雷迪（David Brady）教授的十亿像素超级相机则向我们展示了昆山杜克大学的本地化价值，就在现在，这所大学正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缓缓推动着这座城市进行第二次变化。

在2017年1月，由布雷迪教授领导的昆山杜克大学计算图像技术研究中心成立，除了学校之外，昆山市工研院和一家科技公司也参与组建了研究中心的目标是推动十亿级像素相机的研发和商业推广，昆山市工研院提供研究场所和运营资金，而公司将主要负责研发产品的商业推广。

这项技术主要应用于公共安全、虚拟现实、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早在数年前，布雷迪教授就在杜克大学开发出了30亿像素的相机原型产品，然而，居高不下的制造成本和体积等问题让这款产品最终还是胎死腹中。

昆山恰好在制造业方面有着长期的积累和优势，相机和光学工厂还长期是昆山制造业的重要支柱，这为布雷迪教授和昆山杜克大学后续的产学研转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这是昆山杜克大学和汲汲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昆山市踏出的产学研结合的第一步。

是时，距离容闳带着第一批学童负笈过海到遥远的美利坚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而追溯到邓公的改革开放远谋，至今亦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

现在的中国，就在自己的转捩点上，正迫切地希望着新世界的新鲜空气，现在的昆山也同样如是。

这时，昆山杜克大学主楼的对面还是一片等待着奠基开建的荒原，就像改革开放前跃跃欲试的昆山县一样荒芜冷冽。

昆山的故事已经发展到了“转”的地方，而另一个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起”。

Q =钛媒体

A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 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

时间：2016年12月

我们意识到，地方政府也可以审批加油站许可。我们可以和省政府达成协议，如果英国石油在当地开办一家小型润滑油工厂，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就可以开办20家加油站；如果开办一家石化厂，就可以开办50家加油站。在珠三角地区，开办润滑油工厂就可以开办加油站。

所以我们改变了战略，不再和中央政府谈判，而改成和当地政府谈判，最后英国石油在2年内开办了250家加油站，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这件事情的经验对昆山杜克大学来说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和教育部建立非常好的沟通，教育部是我们的上级监管机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和江苏省政府、苏州和昆山当地政府建立互信。

在中国，只和高层建立关系还不行，需要和中层以及底层都建立起良好的互信，才能获得成功。在招生上也一样，教育部批准了我们招收学生，但是我们还需要从省市教育机构拿到其他许可，他们才给我们学生配额。

钛媒体：昆山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请问您是怎么把昆山杜克大学和昆山的本地地理优势结合起来的？

A：是啊，昆山有很多地理优势。

昆山经济非常成功，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第二，昆山生活质量很高，空气质量一般来说很不错，交通基本通畅，没有大城市的拥挤。人民也很友好，很欢迎我们在此办学。如果坐高铁，20分钟就能到上海市中心。如果开车，40分钟就可以到苏州。在长三角，南京也不远，苏州和上海也在附近，这说明我们在非常重要的经济区，在沪苏昆一体化的经济区内，这是一个非常有利条件。

你提到地理位置，我认为时机也很重要。

我们正好在昆山从制造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初期来此办学，之前，昆山没有什么重要的高校。我们填补了重要的空白，希望对昆山的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在过去的两天中，我们协助昆山举办了国际创新创业大会，邀请了超过50家海外公司，来自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昆山的投资人、高科技园沟通，他们考虑把新技术带到昆山，实现商业化。

昆山杜克大学培养的年轻人，有些会在昆山地区工作，而吸引保留人才一直都是当地政府的重要议题；我们的教授带来了非常前沿的研究，有些具有商业潜力；昆山杜克大学还带来了全球联系，杜克大学的国际校友资源不仅仅支持昆山杜克大学的建设，也支持昆山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们邀请了美国创新战略研究院专家约翰·高在2016年国际创新创业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还讨论了约翰·高和科协合作，为中国的每个省培训100名创新人才，把昆山杜克大学作为培训基地。在三年的时间内，一共会培训3000名创新人才，遍布中国各省，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昆山杜克大学就是输送人才的中心。

钛媒体：如何把杜克昆山大学的科研成果和当地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

A：我可以举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的一个教授 David Brady，他研发了一种先进的光学技术，让镜头可以即时聚焦，改变了我们照相的方式。在美国，亚马逊网上商城希望用无人机（drone）送货上门，使用这种新型镜头会节省了聚焦识别的时间，可以准确快速地把快递送到客户家门口。这个应用可能会对物流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Brady 教授与昆山市政府、昆山高科技园区合作，建设实验室，加快这项技术商业化的进程。美国已经关闭了很多生产摄像机的工厂，所以他的产品会在中国生产制造，希望就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我们有几个教授加入到昆山杜克大学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设施设备。他们离开了在美国非常好的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昆山杜克，就是因为我们的校园提供非常棒的基础设施，支持他们的教学、研究以及与经济的连接。

钛媒体：如何缩短新的科研成果的上市时间呢？

A：我们认为研究需要和市场建立紧密的关系。

在商业世界，有两种理念：销售你制造的产品还是制造你能销售的产品（sell what you make or make what you can sell）。

有的公司是先生产，然后再去找市场。美国公司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就是这样，他们生产出很多非常棒的产品，但有些产品可能客户并不需要；另一家公司惠普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生产制造，就比较成功。

我们和昆山市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了解到昆山的重点发展行业，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教授把研究方向和昆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重点结合起来，保证市场潜力，让科研创新不仅仅是理论成果，而是能够解决真实世界里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教授都看重的一点。我们认为这反应了昆山杜克大学的文化——产生影响力、使命感和意义。

还有，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和商业相关，还有很多是为了社会健康发展。

我们有很多教授进行政策相关的调研，一方面对人民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会为新技术的产生创造机遇。

钛媒体：您是怎么与政府和企业建立关系，保证科研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成果？

A：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是一个推进知识、产生新知识的学术机构，不是每个教授都是创业家，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推向市场，如果是，他们就会在商界而不是在学术界工作了。

但是大学也意识到，教授们产生很多新知识，其中有的具有商业潜力，因而设立了“技术转让部门”或者“技术商业化部门”，还有“产业联络部门”，就是产业的人会定期来高校，讨论哪个教授的哪项研究很有意思，然后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就建立了产业和高校之间的联系。

举例来说，一位教授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正在等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个流程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产业联络部门，企业可以提前了解到这项新研究，看到原始的数据和结果。

如果他们觉得有潜力，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该教授进一步研究，称为“合约研究”和“独立研究”，合约研究就是资金定向支持某个项目，一般性资金支持就是支持某个教授在某个领域的工作，但是不限定是哪个项目。

我们召开很多的研讨会、论坛等，让学界和企业界进行接触，让企业了解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哪些教授是这个领域中的大拿，哪些研究项目可能有商业潜力等。

钛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宣扬要削减全球变暖的研究经费，全球变暖一直是杜克大学关心的议题，请问您对此如何评论？

A：竞选时的提议未必肯定会变成当选后的政策。

我觉得现在还需要等待和观察。但是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环境保护署和能源部的全球变暖研究预算确实会受到影响。好消息是中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制定全球标准，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气候变化为中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希望加大投入力度，甚至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气候变暖研究和支持领域的领导者。

目前的亮点是，中国不再是“一推一动”的打兵乓球模式了，以前是美国做些什么，中国也跟进，但是美国不采取行动，中国也不会有行动。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中国意识到不用再跟随美国的步伐，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对中国自身、对邻居国家以及全世界都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看到这个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西方国家往往强调的更多是“征服自然”，而中国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政府最近的环境政策强调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原来的做法中有些破坏和谐的地方，现在进行了修正。

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政策领域都在强调“和谐发展的关系”，意识到需要重新让老百姓信任政府会重建和谐，弥补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昆山杜克大学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场所，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怀着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敏感性，从真正的全球视角来展开研讨。

钛媒体：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在全球化被质疑的今天，作为全球化大学，你们会受到什么影响吗？

A：现在确实有些民粹主义（populism）以及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某些国家的选举就反映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比如我本人，相信如果没有全球合作，世界会停滞不前，过去三十年的成绩就会被消耗掉。有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不到需要担心的地步。全球化还是无所不在的现象，尤其是如果高校仍然承担责任，促进对话和交流。

全球化和其他趋势一样，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需要更加关心全球化的受害者。特朗普的当选提醒了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尤其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失意的人们，应该对他们提供关怀。

钛媒体：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中国会遇到哪些“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A：有很多挑战，例如，公平问题，基尼系数不断加大，中国需要缩小收入差距。环境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劳动力正在减少，新的创新正在形成。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也会强调创新推动经济。关键在于产生新产品的人才有资格定义竞争规则，其他人只有遵守。如果中国希望成为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就需要创新。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没有什么秘密捷径可以很快实现。我认为需要重组经济结构，最起码需要对经济、科技和教育体系进行1-2个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释放出创造力。

很多中国的学者到了美国，实现了很多创新，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聪明，而是因为环境鼓励他们去创新，去冒险。中国如果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打破旧的行动规则，制定新规则。这不是一个小问题，需要重大的社会改革。

我举个例子。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到中国，和某个中国人谈起风险投资，我说：“做风险投资就意味投100个项目，只有一个会成功。”对方说：“啊？那中国永远也不会有风险投资了，因为我们不能忍受99%的失败率。”

我说：“可是那个成功的项目足以收回99个失败项目的成本。”对方说：“这不重要。我们不能忍受99%的失败率。”我说：“在美国，你失败了，还可以重新再来。再去银行贷款。又失败了，也不要紧，还可以重头再来。你不会得到一个档案记录，说你是个失败者。”

但是在中国，这种不以结果为导向的创业精神还不为社会所接受，人们正在努力改善这个大环境，但是还没有成功。这是全面的社会变革。

中国的领导层面临很多挑战，没有什么秘方，也没有简单的答案，甚至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就算是18、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的全球环境和现在差异很大，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中国的领导层在走没人走过的路，他们提出提高国内需求，发展消费经济，鼓励创新，都是正确的选择。最糟糕的选择就是闭关锁国。“自主创新”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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