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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中哪三书(“四书五经”中分别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尽力回答大家关于三篇光辉文献具体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希望我的解答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关于三篇光辉文献具体内容是什么的话题,我们开始讲解吧。

四书五经中哪三书(“四书五经”中分别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四书五经中哪三书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

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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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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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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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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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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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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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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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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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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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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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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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红色经典书目有哪些

红色经典书目:《红岩》、《铁道游击队》、《闪闪红星》、《小英雄雨来》和《青春之歌》等

1、《红岩》

小说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许云峰、江姐、陈然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2、《铁道游击队》

这是一部描写在抗日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中由***人领导的一支特殊的游击小分队以打击日伪军的交通线为目的而与日伪势力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事。?

3、《闪闪红星》

这是一部长篇儿童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党的孩子”潘冬子与土豪恶霸胡汉三斗智斗勇,长大后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故事。

4、《小英雄雨来》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儿童雨来掩护革命干部,和日本鬼子斗争的故事,歌颂了抗日根据地儿童热爱祖国、勇敢机智地和敌人斗争的优秀品质。

5、《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以高亢激昂的旋律为爱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一首青春的赞歌。

请用一千左右的字介绍“资本论”。

《资本论》是一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 《资本论》的版本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每出一版,都写了序或跋,这些序言和跋文构成《资本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我们学习《资本论》的入门向导。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一共有七篇,其中前四篇是马克思自己写的,后三篇是恩格斯写的。在这七篇的序言和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在这几篇序言和跋文里,讲到了有关《资本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关于《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结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以及学习《资本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

一、《资本论》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马克思在大学本来是学法律专业的,但主要精力却用在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上。1842―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普鲁士莱茵省议会通过了“林木盗窃法”,公然侵犯贫民阶级的权力。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经济状况问题。这些物质利益的冲突,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之一。

于是,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收集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资本论》的创作和完成时期。1857―1958年,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他创作《资本论》的最初尝试,通常称它为《资本论》第一稿。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书名分册出版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六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第一分册的书稿于1859年出版,但这个第一分册只包括两章,即《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这是“六册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绪论性的两章。在1861-1863年期间,马克思接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结果写成了一个篇幅庞大的书稿,共包括23个笔记本。它开头的总题目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副标题是《第三章资本一般》,通常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在写作这个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分四册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从1863年8月开始,马克思撰写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这是《资本论》的第三稿,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

从1866年初开始,到1867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誊写工作,同年9月在德国汉堡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按原计划,《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但是为了“联贯和完整”,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内容,也扼要地收入《资本论》中,其中关于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以及交换过程等问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并不因此而失去独立的科学价值。例如,关于贵金属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而在《资本论》中就只是简单地提到。所以,在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时,不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对照着来阅读。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修改和再版工作,并帮助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文,校订法文本。同时,还积极收集材料,改写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原稿。

《资本论》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10、11段和《第二版跋》的第5―15段,马克思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是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产生的。15世纪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重商主义学派。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始于威廉?配第,发展于亚当?斯密,至大卫?李嘉图而登峰造极。在法国,始于布阿吉尔贝尔,中间有魁奈、杜尔哥,最后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去,揭露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例如,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李嘉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分配领域中的表现,“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规律。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所以,古典学派发展到李嘉图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1820年到1830年,“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有的人把它普及开来,有的人利用它来反对重商主义等旧学派,有的人把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有的人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把它庸俗化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当时这一论战还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是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现象,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师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所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只能抄袭英国、法国的作品,作为教条加以搬弄。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因此,“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公正无私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受阶级偏见的束缚,客观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

四、《资本论》的方法论

在《第二版跋》的第16―27段,马克思说明了《资本论》的方法论。

总的来说,《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要真正掌握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例如,有人说马克思是“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有人说他用的是批判的分析法;也有人说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对于人们的种种议论,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作了回答,其中特别详细引证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这段评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二、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受一定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三、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四、马克思特别强调研究每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五、马克思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等等。对于考夫曼的上述评论,马克思满意地认为,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是马克思的首创。“就本来意义上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马克思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矛盾,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资本论》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表现在,他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研究经济运动规律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针对有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颠倒了,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且被“神秘化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成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这是因为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企图论证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的合理性,起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作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这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是说,《资本论》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它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抽象力。什么是抽象呢?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抽象就是从具体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出发,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如何进行研究工作,讲得很清楚:(1)占有材料;(2)进行分析;(3)探寻内在联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抽象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还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

什么是适当的叙述形式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他在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叙述形式。 这就是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逻辑加工,并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叙述出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大量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

五、《资本论》的结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 理论史。” 现在出版的《资本论》的分卷情况,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不尽相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第一卷的修改和译文校订工作,并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进行反复修改,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占用马克思大量的时间和他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三卷未能及时出版,他就逝世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把《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整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在世时,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由考茨基整理出版。但是,考茨基把它作为一部与《资本论》平行的独立著作,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结构是没有变动的,变动的只是分卷和名称。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贯穿全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

《资本论》第一卷是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资本论》第二卷是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这是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四卷是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学说史。

《资本论》中心突出,结构严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四书五经”中分别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

1、《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2、《中庸》是战国时期子思所作。《中庸》一书,共三千五百多字,按照朱熹的分法,分三十三章,四大部分,传的是自上古大圣以来的儒家道统心法,其内容涉及为人处世之道、德行标准及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

3、《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4、《孟子》,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

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5、《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6、《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春秋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7、《礼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

8、《周易》相传系西周周文王姬昌所著。《易经》由本文的“经”和解说的“传”构成。“经”由六十四个用象征符号(即卦画)的卦组成,每卦的内容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

9、《春秋》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著。

《春秋》是由鲁国史官记录大量当时本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鲁国史官也会收集其他诸侯国公侯大夫等失礼非礼之事,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等间书信内容,比如晋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其中记录了齐国史官因为保持真实记录而被杀掉的事件等等。

百度百科-四书五经

古代四书五经指的是什么?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

一、四书

1、《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2、《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3、《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

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4、《孟子》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二、五经

1、《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2、《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

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

《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

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3、《礼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礼记》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但因《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内容过长,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说。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

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4、《周易》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包含《周易》,就是各种变化,孔子定为五经之一,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重卦、卦辞、为易有主体,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故曰传,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它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周易》也称作是《易经》,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文化典籍中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易经》本是反映变化的哲学古书,长久以来被用随机数选取作筮辞用。

5、《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暠《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为解春秋之笔法,释《麟经》之精妙,但于《麟经》并无后续纪年。《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

是孔子所著《麟经》之续,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故与《麟经》并列。《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

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百度百科——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中哪三书(“四书五经”中分别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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