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和韩愈一起倡导什么运动关于唐朝（是谁发起古文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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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韩愈一起倡导什么运动关于唐朝

倡导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的贡献和局限

贡献：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局限：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首领是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是谁发起古文运动的

发起没有考究，但有有代表人物，韩愈和柳宗元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怎样理解唐宋古文运动的实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古文运动，还称为什么啊？

古文运动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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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韩愈一起倡导什么运动关于唐朝（是谁发起古文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