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忙碌，今天终于有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话题。如果你对这个话题还比较陌生，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为你而写的，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其中的奥秘吧。

女性主义的历史

人类社会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 。早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法语：Olympe de Gouges）发表《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或称《女权宣言》的时候，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拉开序幕。《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开宗明义，认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两年后这个宣言的作者就被她过去的男性同党推上了断头台。

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人权”（rights of man）的含义只是男人的权利，不包含女人（women）。 女权运动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意为女人的人权，推动女人的做人之权从边缘进入主流，使女权成为整个人权的重要内容。

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或话语批评的时尚，则迟至1960年末的政治动荡时期才在西方出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启蒙者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就已经注意到，在主流话语中缺乏妇女的声音，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实都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要她们做的事。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1949年提出“人造女性”（即女性是人为建构的）的著名论点，催生了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后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如何与父权制“合谋”建构一个软弱无能的小女人，这些话语批评家相信，对父权制度的批评不能离开对父权制话语的批评。

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对待（请见父权条目）。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

真正的女权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里说一个我提倡的女权流派吧。

我提倡非社达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非社达就是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对所谓的女性“内在性”的超越，企图摆脱“他者”和“他性”状态，使女性主体意识得以树立，使女性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实现自身的价值。

当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从欺负另一个人那里获得证明，这就是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女权代表人物：波伏娃

社达们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他们必须通过别人的不幸，来确认自己的幸福。从别人的羡慕眼光中，才敢相信自己混得还不错。

不打压别人，不享受别人崇拜的目光，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是活着的。

何其悲哀和可笑！

非社达不需要这么麻烦，因为她有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不是孤立的内心世界，是与人类整体连接的，是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连接的。她看似孑然一身，实则内心丰富无比。

存在主义，就是认识到：对比关系不是人的实质。

别人的不幸不是你的幸福，如果你还承认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别人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

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一层，想到这一层？

除了以上概念的澄清外，抛去道德因素，说一说为什么选择非社达存在主义女权。

很多姐妹说女性要夺权。

挺好，怎么个夺法？

这根本是个抽象概念。又不是去抢玉玺！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是支持者的数量。

所以，幻想一夜夺权，这是三岁孩子过家家。

有的姐妹说，女权也要社达，用魔法打败魔法。

在男权制定的偏袒男性的规则下，你要用和男性一样的套路，来打败男性。不好意思，在数学上，这就像是因为a>b，b>c，所以c>a。如此明显的错误。

女权最大的困境不是男性的直接压迫，而是女性作为受害者的同时，还是男权最有力的打手，代替男性，对女性进行最直接的规训和监督，最典型的就是母亲对女儿。

也就是雌竞。

媚雄者必竞雌！

搞女权的第一步并非直接对抗男权，而是瓦解雌竞。

男权社会，男性作为上位者，女性作为下位者。

女权要实现的是平等。

奴隶因为负担不起自由的代价，不仅寻找奴隶主，她还痛恨别的奴隶比她漂亮。这就是雌竞，也是奴竞。

所以，外貌羞辱和荡妇羞辱在女性内部非常盛行。这才是女权面临的内部分化力量。

要“夺权”，先把整肃内部力量。内部尚且分化至此，哪里还会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夺权，从何说起？

女权最大的困境是：在男权社会，男性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在男权社会是统一的；而女性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分离的。

之所以是分离的，是因为女性已经有了深深的奴性，所以她的短期利益是找个好的奴隶主，并且生怕别的奴隶夺走她的奴隶主。

如果女性愿意做个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就统一了。

去除女性的奴性，使她们精神独立，成为一名非社达，无需仰仗奴隶主凝视和挑选，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成为一名真正的存在主义者。

如果女性学不会做一个人，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只顾眼前的奴隶利益，互相监督和规训，女权永远实现不了！

抛开道德因素和人类的尊严，就纯粹实现目的来看，女权“不配”社达！

社达的女权只会进一步加大女性内部的分裂，离女权的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权有必要“惩处”社达和奴竞的“叛徒”。也就是坚决不支持妻权和社达女权。

女权如果支持妻权，那会将大多数女性都变成男人的奴隶，好的妻权，也就是保护弱者的婚姻，会将所有的女性都变成弱者。保护奴隶的奴隶制就不是奴隶制了吗？

只要有奴隶，就有奴竞，就是社达。

反过来，只要社达，必然生产奴隶和奴隶主。

我永远不能理解那些嫉妒、雌竞、奴化、攀比的人的乐趣。虽然，我知道他们的心理机制，但实在无法苟同他们的恶趣味。

我想停止这一切。

我想要的女权也许在人类有限的历史中都实现不了，更不用说在我自己的一生中了。这不要紧，作为一名INTP，我只知道我的逻辑推导是对的，我的情感是正义的，这就够了。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理想从来不是能够在自己一生中实现的，预备能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能实现的，那个叫“计划”。

女权是我的理想，不是我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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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非线性不回归（来自豆瓣）

美国欧洲女权运动的优秀著作和人物？

有贝蒂·弗里丹，苏珊·安东尼，玛格丽特·桑格等等。著作有《女性的奥秘》、《此前一生》等等。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她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女性的奥秘》描绘了女性在工业社会中的生活状态和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全职家庭主妇这一沉闷而备受禁锢的角色。她指出，这些家庭妇女并不满足于相夫教子的生活，但社会舆论一直压抑着女性的需求与自信。她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有能力在任何职业领域谋求进步和成就，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更多教育，谋求事业成就，在经济、情感和智力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女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代表人物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要求平等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代表人物即大名鼎鼎的西蒙·德·波伏娃。第二阶段强调男女差别和不同，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托丽·莫依、法国的埃莱娜·西苏、露丝·依丽格瑞和美国的艾德里安娜·里奇等。她们认为，以男女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其实是重复并且强化一种既定的语言，并没有创造新的语言。在实践上忽略了男女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同，使妇女从属于一个以男性为定义、为主导、为中心的结构。这让人不禁想到中国，尽管中国自身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也没有相应的女权主义理论，但是并不排除建国以来的妇女发展在实践层面上与西方形成某种类似和同构。　　建国后我国广大妇女是在毛泽东主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教导下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的，西方妇女要发动女权运动才争取得到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在我国不用妇女们自己争取就被给予了，这是中国妇女的幸运。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定能办到”的直接后果是铁姑娘们不顾生理上的差异，和小伙子一起去开山放炮抬石头，也不顾身体的虚弱，来着例假也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里劳动，最终落下一身的妇女病。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的方海珍只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单一身份的角色定位使其成为样板戏中最为单薄苍白的人物形象。那时候的中国妇女的价值标准是男性，她们理想中的女性其实只是男性化的女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思促使了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人们意识到，以男性作为标准只是对女性的异化，女性应该找回自己，于是女人们纷纷踏上了找回女性自身特质的历程。然而，物极必反，矫枉过正，这一潮流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与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迅速发展成滚滚浪潮的商业文化合流共谋，又使女性走向了另一极端：强调女性的自然生理性别特征。这一倾向最突出的表征体现于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上。翻开报刊杂志，打开电视屏幕，更不用说因特网，如云美女们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化妆品、医药……广告从头发、眼睛、鼻子、嘴唇、指甲到皮肤、胸、臀……等等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当然除了精神和心灵（都什么时代了，还说着两个词，真是老土）。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所批判过的“女性的奥秘”没想到会在几十年后的中国上演，虽然中国妇女不可能当“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而代之以“贤妻良母＋消费”（王政语）的模式，但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突出女性的自然生理性别，走向一种生物决定论。　　无论是泯灭男女两性的差异，还是突出女性的特征，其实都是对女性的歪曲和异化。前者在平等的口号下使女人向往成为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后者则使女人成为男人的欲望化对象——所谓秀色可餐，沦为一种消费时代最具诱惑力的商品。两者均使女性失落了主体意识。那么女性究竟如何发展呢？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强调平等和第二阶段的注重差异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策略就是不断地从边缘去解构位于中心的权力结构和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对世界及历史的阐释和界定，男性／女性正属于解构对象。法国的朱丽亚·克里丝蒂娃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克里丝蒂娃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妇女”或“女性”：“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这种消解一切的策略会不会连“妇女解放”这一女权运动的初衷也消解了呢？抑或“妇女解放”的口号与“男女平等”一样也有问题？二是这种西方式的模式是否可以套用于中国，于中国国情是否合适？已经有论者指出过西方女性主义在解构上卓有成效而建构上相对不足的倾向。那么，我们中国女性今天又何去何从呢？其实这个问题李小江在《关于女人的答问》一书中谈到“男女平等”问题时已作了回答：“今天的女人应该是与男人平等但仍然不同于男人的人。”这与很多人提到的男女共建、双性和谐的理想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尽管要实现这一理想并不容易，“妇女解放”的天路历程中必定充满艰辛和坎坷，但这也不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不可企及的神话，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而在初始阶段尤其需要我们女性的付出。

好了，今天关于“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