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图画中，或者在演古装戏的舞台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大臣拜见皇帝时，双手总是捧着一块狭长的板子，板子中间略呈弯曲弧形。...更多古代官员手里拿的牌子叫什么的这个问题，以及大家所关心的“明镜高悬”匾额的多重解读：古代官员为何都有“一致”的追求？的内容，我们小编一一为大家详细解答，欢迎浏览。

古代官员手里拿的牌子叫什么

在古代的图画中，或者在演古装戏的舞台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大臣拜见皇帝时，双手总是捧着一块狭长的板子，板子中间略呈弯曲弧形。这块板子叫做“笏（hù）”，又叫“朝板”、“手板”。大臣上朝为什么要拿手板呢？原来，最早的时候，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在上朝会见时手中都拿着手板的。各人把自要说的话都记在手板上，以免在朝会时忘记。这等于像我们今天用的记事本子。所以凡是要在皇帝面前说的事就得记在笏上。但到后来，即使大臣不奏事，不需要在笏上记什么事，上朝拜见皇帝时，手中仍旧捧着笏。于是笏就纯粹成了朝会时的装饰品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今阁门习仪，以先笏叩额拜，谓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说明当时“手板”只是用作朝拜的一种礼节，已不单纯用来记事了。当然，那时为了备忘而在笏上记一些事的情况还是有的。据史载，唐朝的崔澄很滑稽诙谐，善于辩论，皇帝担心他无意中泄漏宫中的机密事情，就在他的笏上亲自写上“慎密”两个字。这说明唐朝持笏还有记事的作用。由于官员的地位等级不同，所以各人拿的笏的质料也是不一样的。天子拿的笏是玉制的，诸侯的笏是用象牙制的，大夫的笏是用鱼须文竹制的，士的笏是用竹制的。后来，笏就成了官阶的标志。隋代张威曾做过青州总管，但他在青州聚敛财产，家奴到处横行，掠夺百姓财物，隋文帝知道后，罢了张威的官，他只好在家养老。后来，隋文帝祭祀泰山，请张威作为随从。隋文帝见他手中没有拿笏，就问：“你的笏到哪里去了？”张威立刻叩头说：“我有罪，没有脸面再拿笏，现在把笏藏在家里。”隋文帝说：“你可以拿笏。因为你虽然不遵守法度，侵扰百姓，但功劳很大，可以相抵，现在仍让你拿笏。”于是张威第二天就手捧象牙笏朝见，隋文帝又任命他为洛州刺史。这说明只有做官时才能拿笏，犯了错误罢了官就不能拿笏了。所以，唐朝崔琳的子侄辈有数十人做了大官，从所住的兴宁里到大明宫上朝，衣冠车马非常热闹。每年过节在家里举行宴会，专用一张坐榻放笏，那坐榻上的笏堆积得高高的，他们以此为荣。还有一例：唐高宗要废王皇后，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顾命大臣褚遂良表示反对，说：“皇后出自名家，是太宗皇帝为陛下所娶。太宗皇帝临终时挽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我的好儿子好媳妇，现在托、、付给你了。陛下当时亲自听到的。从那时以来，王皇后未犯什么过错，我认为不能废弃。我现在不服从陛下旨意，罪该万死。但我不愿辜负皇帝的厚恩。”说着，就把笏放在殿阶上，说：“还陛下笏。”这个“还笏”的举动，表示自己宁愿不做官也不屈服。历史上还有忠良以笏为武器，击打奸贼的。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军阀叛乱，唐德宗出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奸臣朱（c）在长安窃位称帝。他为了取得民心，请深得人民拥戴的段秀实出来商量大事。段秀实假意答应。那天，朱并膝而坐，说到篡位称帝的事时，段秀实勃然站起，夺过奸臣源休手中的象牙笏，唾着朱的面孔大骂道：“狂贼，吾恨不能斩你万段，难道我能跟你造反吗？”说罢就用笏猛击朱泚脑袋。朱泚举臂阻挡，笏还是击中了朱泚额角，朱血流满面而逃。后来段秀实虽然被奸贼们杀害了，但是这段历史使笏也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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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高悬”匾额的多重解读：古代官员为何都有“一致”的追求？

　　▲图为六山纹青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代中国的政府、法院、检察院，甚至“父母官”的宅院，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地方——官署，也就是民间常常说的“衙门”。作为一个机构，衙门是封建秩序下的官秩品级和律法规制的真实写照；而作为一个空间，衙门内部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也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别具古韵的法律图腾。

这种“法律图腾”是什么样子的呢？存世的古代县衙公堂给了后人相对统一的答案：“肃静”“回避”牌分立两侧，中间放置“县官老爷”处理政务的公案。公案上摆着文房四宝、令签和惊堂木，公案背后则是象征着官员“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朝日图。其中最显眼的，自然是公堂上方悬挂的匾额，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明镜高悬”。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摆设中，“肃静”“回避”牌、公案、惊堂木等什物都有着明确的实用意义，海水朝日图的喻义也十分明显，唯有高高在上的“明镜高悬”匾，让人无法一眼看透。形容为官清廉、刚正的典故有很多，为什么唯独“明镜高悬”被官员广泛接受？比起“两袖清风”“早朝晏罢”“铁面无私”等成语，“明镜高悬”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答案就出在“明镜”二字上。“明镜高悬”事实上应写作“秦镜高悬”，这里的“秦镜”特指秦始皇嬴政所持的一面神镜。《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这枚秦镜后为项羽所获，之后便不见踪影。

秦镜的神奇之处在于其不仅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和疾病，甚至能照出人的邪念。断案需要明察秋毫，若是真有秦镜高悬于公堂之上，自然能洗冤涤屈——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秦镜能够帮助官员实现“实质正义”的理想。这样看来，官员对秦镜的青睐似乎顺理成章。

“明镜高悬”四字虽然明确指向了秦镜的典故，但若不从宗教与文学的双重视角来审视镜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官员对“明镜高悬”匾额的追求一致，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对镜的阐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颇有研究：“我国古籍镜喻亦有两边。一者洞察：物无遁形，善辨美恶，如《淮南子·原道训》：‘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勿能逃也’，又《说林训》：‘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二者涵容：物来斯受，不择美恶；如《柏舟》此句（我心匪鉴，不可以茹）。前者重其明，后者重其虚，各执一边。”

依钱钟书之论，“洞察”“明”之喻无疑与秦镜的意象相合，值得注意的是“涵容”“虚”之喻。从字面意思来看，镜的“洞察”与“明”似乎扣其能够包含万物之意，对官员来说，能够明察秋毫、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方能准确断案，故官员的追求与镜的“洞察”“明”是相合的。然而“涵容”与“虚”作何解呢？

钱钟书在之后又有援引：“《庄子·应帝王》所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文子·精诚》：‘是故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世说·言语》袁羊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不将迎，不藏有，故不‘疲’矣。”

对官员来说，在掌握足够线索的基础之上保持“空虚”的状态，的确是克制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重要手段。那么，镜的“涵容”与“虚”，是否也是对官员追求客观中立的阐述呢？从官员的箴言中的确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清朝袁守定的名言：“凡审理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着一物，只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陈良翰知瑞安县，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曰：无术，但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盖惟虚故公，公则生明，自然当于事理而讼判矣。”

这段话中，虚堂悬镜所指的并非明察秋毫，而是摒除是非之心，以谋求“惟虚故公，公则生明”的境界。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公堂之上的“明镜高悬”四字不仅有明察秋毫、拨云见日之意，更有扫除成见、公则生明的追求。“明镜高悬”既是“秦镜高悬”，也是“虚堂悬镜”。

综合而言，镜有其“洞察”与“明”，正合官员的明察秋毫；又有其“涵容”与“虚”，正合官员的公则生明。可以说，正是镜如此复杂又如此契合官员追求的意象，使得公堂之上的匾额大多被“明镜高悬”所占据。

匾额无言，曾在公堂之上仰望官员的万千百姓或许也未必能读懂其中的故事，甚至镜的文化意象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淡化，但当后人走进那些古旧的衙门，用不解的目光与匾额对视时，依然能体会到一股庄严肃穆的神奇力量，这已然足够。（完）（原标题：明镜自高悬：一块匾额的多重解读）（文章来源：法治日报）

作者/江隐龙

责任编辑：杨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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