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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类怎么分

上海垃圾分类一共为四大类，分别为可回收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和有害垃圾。而每一种垃圾的垃圾桶颜色不一样，可回收垃圾为蓝色，有害垃圾为红色，干垃圾为黑色，湿垃圾为棕色。

1、可回收垃圾的标准

可回收的垃圾一般说明其具有再利用价值，就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快递盒子、喝完的饮料瓶、废玻璃制品、废铁、一些不穿的衣物等。这些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就属于可回收垃圾。

2、有害垃圾的标准

有害垃圾就是对人体或时自然界有伤害的，或者间接危害的废弃物。比如一些废旧的电池、*品、油漆、废的灯管等。这类垃圾就属于有害垃圾。

3、湿垃圾的标准

湿垃圾泛指比较容易腐烂的垃圾。比如我们吃剩下的饭菜、水果皮、养死的花草、喝中*的残渣、过期的食品等，这类就属于是湿垃圾。

4、干垃圾的标准

干垃圾就是其他的垃圾，除了以上三种以外的垃圾就属于干垃圾。当自己不能判断垃圾是其他三种分类时，就可以放置在干垃圾回收桶内。在投放时，尽量将水分沥干。

上海垃圾分类投放时间

按照规定，为了方便市民进行垃圾投放，时间一般都是在早上7点到9点，以及下午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

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则：

一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落实市、区、街镇三级管理职责，加强部门属地联动，强化宣传、引导、监管职能，逐步形成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居民自觉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良好氛围。

二是全程分类，整体推进。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体系。建立整区域推进机制，提升综合实效。统筹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居民等各方作用，强化社会共治。

三是政策支撑，法制保障。建立健全垃圾分类配套政策体系，为形成环环相扣利益机制提供必要支撑。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管理地方立法，建立“软引导”与“硬约束”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机制。

四是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坚持城乡一体化，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按照全市总体规划布局，结合各区实际，统筹布局各类垃圾中转、处理设施建设。鼓励街镇、社区(村)因地制宜，探索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新机制、新模式。

上海垃圾分类罚款

据了解，7月1日起，新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全面实施，要求上海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个人没有将垃圾分类投放*罚款200元人民币，单位混装混运*罚款5万元人民币。

条例具体是这样规定的：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垃圾处理总量，是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基础，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条例》规定，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不得随意丢弃垃圾。

单位、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相关规定，将单位和个人违反生活垃圾管理规定的信息归集到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依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

(一)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且拒不改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二)阻碍执法部门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市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将绿化市容部门提交的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和处置单位的评议结果，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市房屋管理部门应当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部门提交的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分类投放管理责任情况，纳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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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新时尚”，上海为何能做到第一

去年7月，上海出台“史上最严”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一年来，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桶”，垃圾分类成为上海市民的自觉行动。垃圾分类背后的社区自治共治和“一网统管”智治善治，成为用“绣花功夫”治理超大城市的生动剪影。

近期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城市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丛书”中，青年学者、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杨继波从“环境公共品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的基础。在她的著作《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机制及路径研究——基于居民参与治理的视角》里，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与浙江五水共治是两个重点分析的案例。

从经济学者的视角，如何看待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市民应该如何成为城市环境治理的行动主体？

上观新闻：为什么说环境是一种公共品？

杨继波：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环境公共品”在公共品的范畴之内，指的是各种环境物品和环境服务，包括空气、水、森林、居住环境等自然环境和人为提供的诸如交通、人工防护林、制度等环境产品及服务。清新的空气、优质的水资源、良好的居住环境等均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是典型的公共品。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公共品的供给矛盾越发突出，供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日趋严峻，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等，这些问题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环境，给生活带来干扰，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学习和工作的效率，特别是让人的心情变得非常不愉快——专业用语称之为效用比较低。可以说，环境问题是严重阻碍了我们由享受物质生活迈向享受精神生活的步伐。

目前，公共品的供给模式包括政府供给、市场供给、自愿供给和混合供给等多种不同的供给主体。到底哪种运作机制可以最大限度揭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哪种机制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更有效率？这些都是这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

上观新闻：大众在论及环境时，常常谈到的是如何保护环境。从环境作为公共品的供给角度，会对环境保护提供何种新的视角？

杨继波：现实生活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句话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个理念更多地是要唤醒居民的环保意识。然而，居民如何参与？参与方式有哪些？如何持续性地坚持环境保护？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解决。从环境作为公共品的供给角度进行讨论，希望从根本上剖析这些问题：为何居民要参与环境保护？影响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在制度上搭建让居民有效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

上观新闻：书中把公共品区分为“前向型代际公共品”和“后向型代际公共品”，如何理解？

杨继波：“前向型代际公共品”指的是以当代人为研究对象，当下投资对后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比如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当下投资对上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则称为“后向型代际公共品”，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等。

上观新闻：在世界范围内，环境作为“前向型代际公共品”的供给都是长期不足的。

杨继波：的确如此，当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决策很少会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前向型代际公共品”，相对于为当代人提供老年保障的“后向型代际公共品”而言，供给严重不足。

相较之下，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和重视程度尤胜于绝大部分国家，近几年环境治理的绩效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治理的法治系统、产业基础、治理机制和民众意识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当下关键是建立长期稳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培育深植于社会和民众的环境保护文化。

上观新闻：以家庭部门作为供给主体，论证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的可能性，对城市治理有何启发？

杨继波：经济学的研究对人性的假设是“经济人”或称为“理性人”，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利他主义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利己倾向在市场交易领域所起的作用一样巨大。

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假设，当代人并非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也并非完全的利己主义者。立足中国的国情及家庭代际相传的角度出发，更多家庭不会忽视后代的教育及健康等投资。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感情角度出发，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培养后代的责任感非常强；另一方面，寄希望后代培养成功后能得到一定回报，并相信后代教育越成功，回报率越高。

这一更贴近现实的假设为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提供了可行性，为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环境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创新性的研究思路。无论是传统的公共品由政府供给有效还是讨论市场供给或自愿供给，这些研究没有关注到居民所起的作用，我们所进行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如何促进居民参与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上观新闻：书中专设章节介绍分析浙江五水共治和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案例，为何选择这两个案例？

杨继波：上海是我生活的城市，浙江是我个人最喜欢去的省份之一，我对这两个地方的环境比较熟悉，某种程度上也见证了它们的发展。书中详细论证了居民参与治理的前提条件，这两个地区恰好比较符合模型的基本条件——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选择这两个案例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而且效果比较明显。

居民要从优质环境的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这种转化的宣传及行动需要依靠一定的平台，尤其是政府的引导和基层的支持。上海市民的整体素质非常高，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无论是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在我们开展调研工作的过程中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尤其是社区治理这一基层组织，具体而言就是居委会，在执行生活垃圾分类时，不仅把政府政策宣传到位，还细致研究如何激励本社区居民积极响应环保号召，组织志愿者进行培训并引导居民如何有效分类，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中作用非常大。

上观新闻：上海是全国首个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从环境公共品的供给角度来看，上海为何能成为“第一”？

杨继波：这正是我在书中详细介绍的影响居民参与环境公共品供给因素分析的实证结果。各省市因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文化差异以及受教育整体程度不一致，导致了居民在同一时期追求的目标不太一样。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龙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国内首屈一指，处于从物质生活追求向精神生活追求发展的层面；同时，上海汇聚了全国乃至全球很多优秀人才，容易吸取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垃圾分类思想；另外，上海整体文化程度高，居民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加之上海特殊的海派文化，精致生活的理念也能促进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上观新闻：从居民参与治理的视角来看，如何评价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一年来的成果？

杨继波：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开始，大家有过一些抱怨，比如垃圾桶放置不便捷、垃圾投放时间和工作性质不匹配等，后来，市民们逐渐习惯并能形成对垃圾分类的正确认识。目前，绝大部分上海居民能很好地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体现了上海居民较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上海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我个人的感觉是抓住了两头：居委会抓住了老人，学校抓牢了学生。从现在的反馈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流动人员和流动车辆管控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个别地方存在垃圾分类运输的短板，这些问题值得重视。

上观新闻：除了生活垃圾分类，还有哪些环境问题可以从居民参与治理的角度加以推进？

杨继波：存量方面，比如噪声污染（房子装修、汽车鸣笛等）、空气污染（私家车尾气排放）、水污染（水源乱扔垃圾行为）等，还有比如快递业过度包装延伸出来的垃圾污染，这些都是居民可以积极参与治理的。

增量方面，我的建议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吸引全球性专业人才，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资源等这一类新生事物所可能产生的污染形成更有力的预测及防范管控机制。比如生活中使用的塑料袋，刚出现时的确给居民带来了便利，但“遍地开花”后，不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污染。因此，对新材料、新能源的大面积推广一定要慎之又慎。

对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资源等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污染，仅凭个体或企业自身力量是难以全面把控的，有关部门可以牵头组建专家团队，制定相关政策，为新材料研发、新能源、再生资源利用等高新技术企业做好咨询、评估等工作，做到事前有服务、事中有扶持、事后有监测；对于一时难以评估的环保风险可以长期持续性跟踪，随时向权威部门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这样，我们就能对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资源等环保工作做到可防可控，尽量防止不可逆污染的产生。同时，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鼓励居民在使用新材料、新能源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对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污染现象及时反馈，包括对新生污染的处置方式等建言献策，形成由评估专家、企业、居民全员参与全方位、无死角的环境治理机制。

2020年上海市重点图书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机制及研究路径——基于居民参与治理的视角》杨继波 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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